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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11 12:54

  从1949年入团直到80高龄一直从事少先队工作,65年来魂系红领巾,星星火炬教育事业成了他的幸福泉。

  逾80高龄的张先翱先生就那么端正地坐在会议桌前,专注地听着,一个上午的会议,除了茶歇,他基本没有挪动身板。胸前的红领巾整齐地系在胸前。只要出席和少先队有关的活动,张先翱都会系上红领巾。红领巾与银发齐舞,是张先翱年轻时许下的诺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的诺言已成现实。

  张先翱,少先队教育的“第一教授”。是中国少先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高等学府评为少先队专业正教授,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的少先队教育思想对全国少先队工作的决策和改革创新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允许我填写100个毕业分配志愿,我要从第一到第一百都写上:儿童教育、少先队。”说这话的时候,张先翱即将从北大五年制历史系毕业。那是1958年夏天,在大学生非常稀有的年代,五年制的历史系是培养科研人才和大学师资的,但张先翱第一志愿却是去小学当老师,而且不挑地方,全国各地都可以。第二志愿,张先翱写的初中老师。“因为初中还有少先队,去初中当老师也能为少先队服务。”张先翱说,“总之,哪里有少先队,哪里有儿童教育事业,我就去哪儿。”

  大学毕业的张先翱为何如此坚定做少先队的工作?每提起这一段,张先翱总会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1949年11月,张先翱在宁波效实中学入团,在支委会里任副书记兼少年委员,分管少年儿童队工作,第二年又兼任副大队辅导员。这些工作,培养了张先翱对儿童教育工作的浓厚兴趣。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他填了9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还填了1个北京大学儿童文学专业。最后阴差阳错,被北大历史系录取。

  虽然读的是历史,但张先翱没有放弃他喜欢的少先队工作。20世纪50年代,每逢周末,北京大学大饭厅里,大学生们伴着美妙而有节奏的乐曲翩翩起舞。张先翱却独自来到未名湖畔,一边踱步,一边试讲故事,有时候是《孙悟空大闹莲花洞》,有时候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因为每个周日,他都要去给海淀区少年之家的少先队员们讲故事。为了提高讲故事的技巧,有空的时候,他还去天桥听评书艺人说书,观察评书艺人的动作与表情,学习他们的说书技巧。为了丰富自己的故事内容,他带着馒头夹酱豆腐,在北京图书馆借阅解放区的旧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新中华报》等,搜集儿童团的历史故事资料,直到把报库里所有的解放区报纸翻完为止。在当时北京市100多所中小学里,张先翱讲的少先队历史故事成了孩子们欢迎的节目。

  大学期间,张先翱申请到北大附小担任大队辅导员,获批后,他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做少先队工作。在教育队员的同时,张先翱也深受感染,深切地感受到教育的威力和魅力。等到大学毕业时,做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者的决心已不能动摇。

  最后,张先翱破例被分配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少先队工作成了张先翱的事业。他跑遍了北京的各个区县,深入学校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有时候骑着自行车行程几百里,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到农村调研。为了编辑《少先队辅导员学习资料》和《少先队工作丛书》,他夜以继日,很少在11点前睡过觉。有时过了夜里12点,集体宿舍的大门已经关闭,张先翱就和衣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第二天早晨6点钟起来接着干。

  文革前,少先队组织发展上存在严重的关门主义。文革后,“全童入队”方针仍遇阻力。张先翱从科学儿童观、教育观出发,积极宣传“组织起来受教育,不是教育好了再组织”的组织思想,促进了“全童入队”方针的贯彻,解决了“为什么有了学校还要有少先队”的问题;继而又提出“加强少先队组织教育及管理”的主张,并就组织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为了推进少先队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以他为主任的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少先队活动专业委员会,在全国建立了47个研究实践基地,开展了少先队教育与活动现代化的实践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出版了两本科研成果集。

  他从少先队教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少先队的教育原则和活动方法,强调少先队特有的组织教育和让队员学做主人的自我教育,实践是其基本途径。

  张先翱曾经多次参与起草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和重要文件。在1980年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首届年会上,他用系统论思想提出了少先队教育要克服以往的运动化,走向系统化的主张。后来他又受团中央委托,起草少先队教育纲要。

  “文革”结束后,张先翱先后在《辅导员》杂志工作,也曾任《学与玩》杂志总编,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成立后,张先翱向组织打报告,辞去在全国有28万发行量的《学与玩》总编辑职务,要求回到共青团系统去研究少先队。他在青少年研究所创办了国内外公开发行,以研究少先队为重点的学术刊物《少年儿童研究》,组织发表了全国少先队工作者几百篇论文,为创立少先队教育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

  张先翱创建了第一个少先队组织教育新兴学科。他提出了少先队组织管理、少先队阵地管理和少先队领导管理的理论体系,分别站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的髙度,构筑具有少先队教育特殊功能和显著特征的少先队教育学科体系。

  张先翱构建了第一套高校少先队教育学的教学体系。在史、论、法三个方面,提出了完整有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组成的教学要素和知识框架,将少先队理论与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将教育原则与工作方法有机融合,将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训相互联合,从而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少先队学的系统工程。

  后来,张先翱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工作系主任的身份,组织了几本少先队学科大学教材的编写,使少先队学科也登上了大学的殿堂。他在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工作系主任期间,主编了我国少先队学科第一本大学教材《少先队工作方法论》。他不仅提出了方法论的五原则(最优化、系统性、辅导与自主相结合、创造性和激励),还提出了“管理教育”“阵地教育”“队日活动”“启发诱导”“榜样教育”等十。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少先队教育活动的方法论,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性和应用性,对全国少先队活动的蓬勃开展,起了理论先导,实践促进的作用。

  在张先翱的家里,一整排书柜上,搜集了建国以来历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文件、9个版本的《少先队章程》、国内出版过的有关少先队的各类书籍,还有从创刊至今的《辅导员》《少先队活动》《少先队研究》等刊物。

  在资料的运用中,他对丰厚的资料反复核实比较,力求对历史发展有真实准确的理解。在科研中,他提出课题的选择要“小、实、新”,并从“开题—中期—结题”进行全程的扎实的指导,还亲自核对结题报告中的数据,力求研究的实效和可信。因此,他也常被人称为“少先队工作的活词典”,历次全国少先队会议的时间、内容、精神和每次《队章》修改之处,队章的具体内容,他都能准确地说出来。

  退休后,张先翱仍心系儿童事业。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主持编辑出版了《百年中国儿童》辞书,这是一部纵贯100年,横跨17个儿童领域近30个门类的巨著,填补了教育史上的一项空白。回忆《百年中国儿童》辞书的出版过程,张先翱说,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除了睡觉,都在编撰辞书。”

  张先翱是中国少先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高等学府评为少先队专业正教授并且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待遇。他的被肯定标志着少先队专业的学术地位、少先队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肯定。在少先队发展史上,这是一项零的突破。

  如果你以为张先翱只擅长深奥的理论知识,那就错了。虽然他家的书桌上摆着《德育学》、《社会学概论》、《教育哲学》等理论书籍,虽然对于自己专业话题的讨论,有些深奥,但是他谈起少先队却深入浅出、通俗实用。

  “申里面包含了24个汉字,你看得出来吗?”张先翱兴致勃勃地考起了记者。“一、二、三、曰、七……”年过八旬的张先翱挨个数出了24个汉字。然后又给记者出了一道题:“双手不能离开手绢的两端,如何给手绢中间打结?”然后他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条手绢,熟练地两手交叉,手绢正好打了个结。

  这只是张先翱在少先队活动理论中提出的“玩中学”和“让孩子动手”的两个小小案例。“玩中长智,学玩结合,动手动脑,学习创造”也是张先翱少先队活动教育思想中,最精辟的科学论断之一。

  少先队活动没有玩,没有自主活动,少先队就会名存实亡,就会被广大少年儿童厌弃。为此,张先翱对儿童游戏理论和历史做了专门研究。他倡导的队活动要“小、近、实、活、深、新”等“六一点”的辅导艺术,已被我国广大辅导员普遍采用。

  许多人说,张先翱肚子里有几百个少先队活动案例。这毫不为过。听过张先翱讲课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吸引。许多道理,他都能举出实例,听众听得眉飞色舞。

  “后面一圈黑黑的头发,烔烔有神的目光,亲切的描述,问卷的数据比较,熟练地讲述理论观点和技能技巧,唰!一笔就画下了队旗的五角星和火炬……”20年前,张先翱到学校给自己学生授课的情形,北京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吴云清教授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次,北京某区教育局召开千人参加的班主任会议,请张先翱去讲课。会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歉意地提醒张先翱:“老张,这些年,老师们疲沓了,会有一些开会说话,中途退场的,听局长报告也是这样。请多包涵!”

  奇迹出现了!在张先翱3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千人会场秩序井然,老师们听得专心致志,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文革”中被剥夺了做少先队工作权利的张先翱,1979年恢复少先队后,同时接到两个单位的邀请。一个是去中国少年报社,一个是去《辅导员》杂志。去少年报社的待遇更好、级别高,但张先翱考虑到《辅导员》杂志对少先队工作理性思维要求更高,能做更多学问,毅然选择了《辅导员》杂志。他也从此终身从事星星火炬的事业。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文新表示,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山东师范大学将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好习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和期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在做编辑的4年中,为了了解基层少先队工作情况,他平均每年4个月时间,到外省市出差,归来时常见妻子卧病在床,而妻子仍支持他又一次离开家门。为了充分利用出差时间,有时,他清晨6点搭乘长途汽车,7点半之前到达目的地,坐在学校大门的台阶上,等待第一个来上班的老师,交上采访介绍信,再进行深入采访。

  浙江上虞的沿海小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少先队劳动实践教育中,成立了“红领巾葡萄研究会”,每个队员承包了家里的几株葡萄进行管理,把从学校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带回家中指导家长科学种葡萄。张先翱为了总结、推广他们的做法,就来到小学调研。乡里也没有住宿的地方,校长就在十公里外的县城,为张先翱安排了旅馆。但张先翱说什么也不愿去县城旅馆住,硬是要求住在学校教师宿舍的小床上,学校当时没有食堂,张先翱就要了一个煤油炉,自己烧饭、做菜,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星期。

  这种日子是张先翱的采访常态,因为他想把一天当做两天用。“发现闪光的经验是一种享受。”张先翱说,“每当我发现新鲜经验时,就像淘金工人淘去大量泥沙之后,终于发现金砂一样。辅导员群体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他们中间,我有学不完的东西。”

  为了把自己从一线获取的新鲜经验分享给更多人,张先翱从没有停止过为一线师生授课。工作时,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周六晚上坐夜车到内蒙古、河南、山东等地,星期日讲一天的课,晚上又返回北京,周一早上到单位上班。

  之所以取材于历史,是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是真实存在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丰富事变、事件,不是任何一个天才头脑能够完全设想出来的。事变、事件既然发生,那就必定有发生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等合理的根据,作者自己首先就要确认其真实性,而不要像读传奇小说时产生“瞎编”一类评语和受骗上当感。

  即使退休后逾80高龄,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到全国讲课,三去青海,两进西藏高原,两下贵州。“除了海南没去过,全国其他省份都去过。”张先翱说。在张先翱的笔记本上,用工整的楷体,记下了自己在全国讲课的情况。“从大学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2010场报告。”张先翱说。多的上千人,少的几十人。

  为了支援大西北老、少、边、穷地区的少先队工作,他上百次义务授课,自付差旅费,免费给贫困地区师生授课,为省市区县少工委培训辅导员骨干,赠送教材逾5000册。七八十岁的高龄,住过小旅馆,睡过大通铺。近4年里,他出版了3本少先队工作用书,1套少先队基本知识挂图,把得到的十万余元稿费,全部用于买书和挂图,赠送给西部地区少先队辅导员。

  近些年,张先翱在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带领同事们陆续建立了48个研究实践基地,积极开展少先队活动科研。他说:“帮助一批基层辅导员学科研、懂科研、会科研,成为科研型辅导员,是我们建设基地的第一目标。”

  一辈子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人数以百万计,一辈子做少先队工作的人却屈指可数。张先翱说,自己有幸是其中一个。在北京做少先队工作,“100万”(少年儿童)、“2万”(辅导员)两个数字,他铭记在心。在团中央系统做少先队工作,“1.3亿”(少年儿童)、“400万”(辅导员)成了张先翱动力的源泉。

  “现在大家都在晒幸福。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为这么多人服务、为未来工作,更为幸福的事情吗?工作虽然艰辛,但幸福的暖流时时撞击着我的胸膛。”这就是张先翱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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